崔永元的前辈如赵忠祥、倪萍曾经可以享受一直红下去的待遇，如果没有网络的兴起的话，中央电视台将永远被多数人视作真理的标杆，焦点访谈、实话实说可以扮演海瑞、巴金、索尔仁尼琴的角色，而在头脑简单的大叔大妈们的心中，崔永元、白岩松的名字就意味着金子般的诚实。

这样的故事模式并不陌生，历朝历代总有一些忠耿之臣成为传说，成为绝望的救赎。无论是海瑞还是包青天。权力的演变让一些媒体人拥有了官僚的影响力，舆论场上曾经流行的“大人物曾经说过”渐渐变成了白岩松、崔永元曾经说过。

他们有没有说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名字在粉丝心中等于正直与诚实，而正直与诚实，对于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们而言，就等于正确。

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在科学家眼里是愚昧的闹剧，在拥趸眼里是忧国忧民；他曝光范冰冰的合同，在正常人眼里是冒犯他人隐私，在脑残们眼里就是揭露黑暗；他愤怒于明星的天价片酬，在愤青们眼里是正义之举，在经济学家眼里就是傻逼。

他的争议来自于他面对的是两个时代，面对的是两群人。在央视一家独大的年代，《实话实说》的真实显得异常稀缺的年代，迎接他的是一片掌声；在面对那些头脑简单的大叔大妈和愤青时，迎接他的是一片叫好声。可是这个时代已经变得复杂，已经不再有那个话筒一家独大的年代，无数人的头脑也开始变得复杂，而不是像黄瓜白菜一样容易被洗涤。

崔永元没有跟上这样的时代，他的性格和工作经历成就了他也限制了他。他能做老百姓喜欢的小崔，能做一个放飞自我的愤老。唯独不像这个时代任何一个成熟理性的中年人。

《手机》上映的那一年他四十岁，“以为全世界都是弘扬真善美的，好人占绝大多数，有一些坏人，更多是好人无意之中坐了一点坏事，不是故意为之，没有那么坏。”

这样“很傻很天真”的人性观即使放在西方社会接受了基督教教育的小学生中也是不及格的。四十岁的崔永元人对人性的理解浅薄错谬，这种无知，在中国，竟被当事人和旁观者们赞美为“单纯”。

他的人性观是认为好人是大多数，发现“社会完全和我想的不一样时”，陷入了愤怒，在一次次愤怒中口不择言，放飞自我，这就是他这些年的状态。

他的科学观和他的人性观一样距离及格线太远，以至于因为转基因之争而沦为笑谈。

他的价值观同样在水平线之下。他甚至不能忍受一个演技不高的明星拿天价片酬。市场上你情我愿的互惠互利他貌似一无所知，不知道那就是最基本的人权。他的知识结构是如此的令人叹息，他像是那种单纯接受了应试教育的乖孩子，又是思想品德课的好学生。在思想品德课上他是一个大家喜欢的典范，走出社会却暴露出格格不入的愚蠢。

这是真正的悲剧。崔永元是一个好人。无数和他一样充满正义感的好人敢于诉诸暴力，比如烧卖国贼的房子，在特朗普当选后搞暴力破坏。但这大概永远不会是崔永元的风格，充沛的正义感从来不能泯灭他内心的善良，曝光别人的合同，骚扰对方的小孩，这已经是他能够突破的底线，能够作恶的尽头。他不会更坏了。

而更坏的人的数量是如此之多，这是愤怒的崔永元和愤怒于崔永元的堕落的人们常常没有看到的现实。万事皆有代价，何况错误的三观。如果我们习惯于把对人性的无知美化为单纯，把对科学的愚昧美化为勇敢，把你情我愿的商业交易丑化为罪恶。那么要么活的抑郁，要么活的猥琐，要么活的抑郁而猥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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