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16岁，便结束了十年寒窗的学生时代，回乡当了农民。于是，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养老送终，所谓的传统农民的生存套路在我眼前渐次展现开来。祖父16岁时已经成婚，父亲有我时也还不足20岁。我是长子长孙，赶紧问个媳妇，成了当务之急。

那是一个冬日里的晴天，正赶镇上集市，逢的是农历二五八，乡人称集市叫过会。会散之后，我像一只小羊跟在祖父和媒人身后，去相媳妇。沿着长长的铁路走了十多里，又途经羊肠小道，翻过高高的山梁，再登上山塬，浑身汗涔涔地进了一家种着洋槐树的小土院。午后的阳光照在窑背上，洋槐枝叶沙沙地响。踏入寂静的土院时，我感觉到了心跳，有点冷也有点暖和。未来的丈母娘热情地让我们坐在热炕上，她喊大媒叫舅，张罗茶饭中不时打量她未来的女婿娃。随后，我透过贴满窗花的玻璃看见了走进土院的一个秀溜的女娃，小辫齐肩，悠悠地抖擞着，叫声“妈”，利落地进了土窑。她浓眉大眼，鸭蛋脸盘，红扑扑的，笑得好看。问候过老舅和祖父，便坐在炕前的灶火旁拉动风箱。我们对视着，捉迷藏似的交换着眼神，彼此羞怯而友好，看来该是中意的未来夫妻。

之后，“小辫”随母亲来到我家看家境，不嫌穷家当，不挑我人样。我也看中她的相貌，只是她幼年辍学，没文化。我想，农家媳妇只要认得钱、粮票和布证，算得清工分账，就行了。身体健康、劳动好，尤其为人谦和、晓得事理，就是好媳妇。过了几天，两家人到城里吃酒席，订婚谢媒，然后照相、扯布、做衣服。我有生第一次吃到糖醋里脊这道菜，酸甜交融，感慨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后来婚事蹉跎，回想那天订婚照未拍成，可能是一个不吉利的兆头。走到照相馆门口，我和她不约而同地甩开家人，一起赶上前去推门，竟成了幸福的定格。门却未开，我们被关在门外，于是爱情与幸运之门便拒绝了我和她，之后我也不曾与她拍过一张合影。当时，她甩着小辫，一脸的沮丧。至此，我还没和她对过一句话，我们不曾单独在一起相处一刻钟。

那时，我们是多么封建、愚昧，又多么无知。用一句流行的话说，那时我们不懂得爱情。订婚后的每年正月，我们礼尚往来，相互拜年是仅有的公开会面机会。礼品无非是白皮点心、鸡蛋糕、苹果罐头、芝麻糖一类，所谓的四色彩礼是手帕、袜子、鞋和头巾。相聚时，我们很少说话，只是在你送我一程我送你一程的离别时，才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些客套话，也似乎不去正视对方的眼神，但心里头还是滋润的。我们循规蹈矩，正儿八经的，身体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亲口口拉手手”的情形只是民歌里唱的，谁也不敢那么放肆，那么浪漫。

最困扰家人的是这桩婚事的彩礼——720元，得在嫁娶前交割清。当时的彩礼少则500元，多则1000元，我问的媳妇价码居中。冰天雪地我挑一担百十斤重的柿子去20里外的城里叫卖，一毛钱4个，鸡叫出门，赶黑回家，得款3元左右。一头猪，母亲从春喂到冬，赚钱百元不到。一个劳动日10个工分，每个劳动日3毛7分钱，年底分红时扣除口粮钱剩不了百八十块。算算这笔账，彩礼便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千人一理，行情在市上，谁也怨不得规矩——大人欠娃的是一个媳妇一间房，孩子欠老人的是一副棺木，这是乡里人的规矩。我明白其间事理，但受心理压力的影响，难免有迁怨对方的时候。

不久后我当了一家水泥厂的开山矿工，月薪34元，省吃俭用，总算清了彩礼。两年后，我到西安上了大学，一餐饭想多吃一个5分钱的馍也成了奢望。我过年去给未来丈人拜年，想讨个费用，每次得到的不过一二十元，觉得很扫兴。这又让我难免迁怨于无辜的“小辫”，甚至在我幼稚的心里有一种抵触“买卖婚姻”的冲动。“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我认为不是说我，但我还是心虚。如何了却这桩婚事，成了我的心病。老实说，此时的我并无其他对象，来往的女子中，我不奢望与她们发展关系，主要是我自卑，只因为我不是城里人。同学中，谁的父亲是个股长，他都敢来吓唬我。于是，我们这些乡巴佬也就穷则思变，誓死改变人生的命运。

这时候，“小辫”在老家高高的山塬上修地送肥，拉着架子车疯跑。她期待着当了大学生的女婿娃来信，但是信愈来愈少，她的心事愈来愈重。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读不懂我的信的，甚至许多字都不认识。她寄给我的情书，也是她的一个上中学的堂弟代写的。这简直让我蒙了。有次过年见面，她妈抹着泪对我说：“我真后悔当初没让娃念书，一个‘穷’字把我娃害了，害了一辈子。”起先我在农村时，几个自然村在一起搞誓师大会，好在我们能照一照面，但说句话也难。之后一年顶多见一面，就越来越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