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读】鲁光:中国姑娘(报告文学)

★ 励志语录——没有了爱的语言,所有的文字都是乏味的。 ★

作者:鲁光

忠诚,就忠诚自己的土壤;

追求,就追求自己的理想。

——引自友人的诗

这是一曲振奋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

人们把体育比喻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橱窗。那么,就让我们打开中国女排这个小小的窗口,看一看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风貌吧!

挥动黄手绢唱的歌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深秋。苍茫的暮色,笼罩着日本的商业都市大阪。

中国女排姑娘们乘坐的大型轿车,顺着五光十色的街道缓缓向前行驶。

多彩的夜景,与中国姑娘们喜悦的心境是相吻合的。今晚,一九七七年世界杯排球赛进入最后一个高潮--发奖。应该说,中国女排的战绩是值得庆贺的。一九七四年,中国女排在世界锦标赛中只得了个第十四名。而一九七六年六月由袁伟民组建的这支队伍,只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训练,头一次参加世界比赛,就名列第四。这是我国女排自一九五三年建队以来所取得的最佳战绩。而且在世界杯的预选赛中,她们还打败过“东洋魔女“日本队。这给她们的启迪和鼓舞,也许比第四名的战绩本身还要深远得多。看来,只要努力奋斗,世界上没有打不败的对手!

靠窗坐的那位高挑姑娘,叫曹慧英,中国女排的队长。从外表看,她恬静、文雅,瓜子形的脸上,总露着几分淡淡的笑意。在赛场上,她可完全是一个“要球不要命“的姑娘,同伴们都称她为“铁姑娘“。

你看,中国队与南朝鲜队的激战正在进行。一个险球从曹慧英身边平飘而去。她飞身扑上去。球救起来了,而她倒在地板上,左腿肌肉拉伤,像撕裂似的疼痛。她用手使劲卡着受伤部位,疼得头上冒出了汗水。本来就偏袒的裁判,看到中国队的主将倒在地上起不来,急不可待地示意曹慧英退场。曹慧英瞥见裁判那种幸灾乐祸的神情,气不打一处出,蓦地站了起来,瞪圆了双眼,忍着钻心的疼痛,继续投入比赛。这局球,中国队虽然以二分之差输掉了,但这位中国女排队长的英勇顽强的精神,却赢得了全场观众的心。“三号!““曹--慧--英!“观众们用欢呼,用掌声,用各自喜欢的方式,表达着对她的敬意。

她从场上下来时,腿一抬就疼得像刀割似的,伤处出现了紫红色的淤血。而第二天,中国队还有一场硬仗--对世界强队古巴。外国记者们议论纷纷。有的预测,如果中国的三号不上场,双方实力的均势就将发生变化,中国队的命运是凶多吉少。可是,第二天,当银笛长鸣时,曹慧英居然又英姿勃勃地率领众姐妹出场了,这不仅使许多记者和观众感到吃惊,也给古巴女排在心理上造成了压力。她的扣杀依然那么凶狠有力,救球依然那么奋不顾身。你简直看不出她是一位伤员。其实她的伤情还真不轻,上场前打了封闭针,在伤腿上捆扎了厚厚的几层绑带。她是一位挂了彩而冲锋不息的英勇战士啊!中国队终于以三比二击败了古巴队。

此刻,这位从小就爱唱歌的河北乡村姑娘,正在心里唱着一支欢乐的歌。今天是她运动生命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大会将颁发给她三个奖:拦网奖、敢斗奖和最佳运动员奖。

“噗哧“,她笑出声来了。不过,她倒不是为一人独得三个奖而笑。她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件挺逗挺逗的往事。

她还不到十六岁时,已经长到一米七十七。在乡村里,每次走亲戚、赶集,都招来乡亲们好奇的目光。她那忠厚老实的父亲可犯愁了,心想,一个闺女家,手长脚丫大,再这么一个劲长下去,怎么得了!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并不新奇的老办法:裹脚!

“裹脚?“曹慧英一听,乐得腰都笑弯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姑娘,配上一双“三寸金莲“,那成什么怪模样了呢!她嗔怪地对爹说:“你也不琢磨琢磨,如今是什么时代了,还兴这个!“

后来,她的妈妈上北京姐姐家串门。姐姐问:“妹妹长多高了?“妈妈说:“别提她了,高得要命,有个坑都恨不得让她踩进去。“接着,又感叹一番:“那么个大姑娘了,走路没个走路的样子,走着走着就来个劈叉……“姐夫一听,倒高兴了:“怎么不叫她去练体育呢?“他认识体育学院的一位教练,写了一封推荐信。

于是,曹慧英进了体院青年集训队打排球。青训队的排球班开训已经八个月了,而小曹过去连排球都没有摸过。但好动、朴实、勇敢的性格,使她与排球一见钟情。入队不到两个月,她就上场打主力了。后来,她又到八一女排打主力。一九七六年重建国家队时,她又被袁伟民看中,调来打主力。她的成长,真可谓是一帆风顺。

爸爸呀爸爸,当初多亏没有听你的,要不“三寸金莲“怎么上场,怎么为国争光呀!她望望自己的那双大脚,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喜欢。

坐在曹慧英前面的杨希,是小曹在北京体育学院青训队的同窗好友。她出生于干部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她长了一副高挑的身材,省体育队和体院的教练都看中了她,让她去打球。妈妈有点舍不得,因为杨希个儿虽高,但身子单薄,怕她吃不了那份苦。爸爸挺开通,说:“大家都说她是搞体育的料,那就让她去吧!“

一到排球班,她就天真地向别人打听:“练什么最苦?“别人告诉她,练长跑最苦。她想:“好,那我就练这个。“

起先,四百米的跑道跑一圈,脸就苍白,喘不上气来,头昏眼花。但她坚持跑,而且每星期加一圈。星期天,别人睡懒觉,她也早早起床,到运动场上跑步。最后,她竟能一口气跑下十七圈。她跟曹慧英一样,从青训队到八一队,然后调进了国家队。球越打越好,观众也越来越多。谁说排球没有人看呢?在日本,出现了一股“杨希热“,崇拜她的观众成千上万。比赛时,只要她一站出来发球,场上就发出有节奏的呼喊声:“唷要--希!唷要--希!“只要她扣杀了一个好球,场上就会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掌声。她在街头或旅馆里一露面,四周就会传来阵阵“唷要--希““唷要--希“的呼喊声。人们簇拥过来,跟她握手。握不上手的,哪怕摸到她的手一下,也感到欣慰。签名的纸板,一叠一叠送到她手上。她自己也记不清签写了几百、几千个名字了。有的日本青年挤到她身边,递给她一支粗大的油墨水笔,然后指指自己的胸前,让她就在他们崭新的衣衫上签名留念,弄得她不知所措。而那些日本青年就将她的手拉过去,往身上写。她也记不清,有多少痴情的日本青年穿着写有杨希名字的衣服,欢笑着狂奔而去。更令人感动的是,有两位日本小姑娘,由妈妈陪着,从几百里之外赶来大阪,目的只是请这位中国姐姐签写一个名字。还有许多球迷无缘见到这位中国女球星,就托人辗转送来对杨希的赞美和祝福的录音带,也有痴情的求爱的录音带……听说日本还成立过一个五十人的“杨希接待委员会“。从日本各地给她写来的信,装了一大麻袋。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杨希热“呢?袁伟民曾经向一位日本报纸的读者打听过。原因有四个:第一,杨希是主攻手,球扣得有力,打得漂亮;第二,杨希球风好,风度潇洒,无论赢球还是输球,脸上总是笑眯眯的;第三,杨希的名字,在日本语里,是“有人缘“的意思,叫起来响亮;第四,杨希的长相酷似日本电影明星、《绝唱》的女主角山口百惠。

崇拜者们,几乎到处跟踪着她。中国女排到东京比赛,他们蜂拥到东京看;中国女排到大阪比赛他们聚集到大阪看。

此刻,在她乘坐的轿车旁边,就有她的崇拜者紧紧相随。只要车子在十字路口碰上红灯停了下来,这些球迷们就从各种小轿车里伸出头来,向她呼喊,向她挥手致意。

作为一个运动员,何尝不希望有自己的观众和崇拜者。应该说,杨希是幸福的。

中国姑娘们步入体育馆大厅时,成千上万辆汽车已把广场堵塞得严严实实。身着艳丽和服的日本女郎,已经亭亭玉立在入口处。发奖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发奖,本是激动人心的欢乐时刻。但对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来说,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刺激。第一、二、三名,站立在特制的高高的领奖台上,而中国姑娘却只能站在领奖台一边的地板上。在日本的国歌声中,太阳旗和第二、第三名所在国的国旗,在旗杆上徐徐升起。日本选手和第二、第三名的外国选手,高举着奖杯,向观众致意。而中国姑娘手上有什么呢?每人手里发了一块黄手绢,按规定,她们得不停地挥动黄手绢向得胜者庆贺。

中国姑娘们从刚才来路上欢乐的峰顶一下子跌落下来。如果地板有缝,她们真恨不得马上钻进去。轻柔如云的一方方黄手绢啊,竟重得把姑娘们的手臂都压得抬不起来了。胸前运动衣上的“中国“两个大字和闪闪发光的国徽,变成了两团火,烧得她们浑身发烧,脸发烫。过去,她们也常常听到这句话:“你们是代表祖国人民出去的。“但感受不深。此时她们才真正意识到,她们确实不是几个普通的女排运动员,而是一群中国姑娘,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她们深深感到,眼下的成绩,与祖国的地位太不相称。中国人不应该站在地板上,而应该站立到高高的领奖台上去。徐徐升起的应该是我们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厅里回荡的也应该是我们雄壮的国歌。

该曹慧英领奖了。但她仍然痴痴地站在那里。同伴们捅捅她,她才迈出了脚步。她的欢乐劲儿早已烟消云散。她真不情愿去领这个奖。她心里想:“我个人即使得一百个奖,也不如全队拿一个奖杯呀!“

而杨希呢,真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儿,不,离开日本,回到祖国去。练得再苦,她也心甘情愿!

发奖仪式其实才进行了短暂的一二十分钟。但中国姑娘们却感到在这儿站了漫长的一个世纪。她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休息室的。她们默默地聚集在一起,没有人掉泪,也没有人说话,休息室里的空气仿佛已经凝固了。突然,沉寂中爆发出低沉、悲壮的歌声: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这《洪湖赤卫队》的歌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虽然没有任何人指挥,却唱得那么整齐;虽然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歌手,却唱得那么富有感染力。这种催人泪下的歌声,在音乐会上是很难听到的。

在歌声中,一位鬓发斑白的长者,慢慢地摘下眼镜,转过身去,匆匆走出了休息室。他就是中国排球代表团团长、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他事后说,如果再呆上一会儿,眼泪就要流出来了。

姑娘们唱着这支悲壮的歌,走出体育馆,登上汽车;唱着这支悲壮的歌,穿过闹市街头,一直到踏上旅馆的台阶……

当姑娘们乘坐客机,飞翔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空,飞翔在祖国辽阔的蓝天之下时,心里依然在唱着这支悲壮的歌。这歌声里凝聚着她们为祖国荣誉献身的崇高精神,凝聚着她们继续向排球运动世界高峰攀登的勇气和力量。

灵丹妙药

北京初春的傍晚。崇文门外,太阳宫体育馆门前的一蓬蓬迎春花,开得正闹。被簇簇小黄花压弯腰的枝条,竞相往前伸长着,仿佛随时准备迎接从馆里出来的女排姑娘们。

暮色由淡到浓,不久天就黑下来了。馆里灯火通明,姑娘们刚刚练完球,汗水湿透的衣衫紧紧地贴在丰腴的身上。白色的排球撒满一地,姑娘们正弯腰拣拾着。

“谁还想再加练一点?“教练袁伟民冲着这群疲惫不堪的姑娘大声问道。

“我加练一点儿!“一位灵巧秀气的姑娘抬起头来,抢先回答。她两只手抱着十个来排球,酷似一位杂技演员。

她叫陈招娣,家住西子湖畔,一位典型的杭州姑娘,是曹慧英和杨希在北京体院青训队的同窗,又是她们在八一女子排球队的球友。如果你在街上见到她,大概看不出她是一位女排运动员。其实,你仔细看,在她那江南女子的秀气中,却藏着几分野劲。那才是地地道道的运动员性格呢!

陈招娣把一大抱球放进粗铁丝焊成的筐子里,走到袁伟民跟前,用眼神说:“练吧!“

袁伟民用右手的五个手指,从筐子里抓起了一只球,猝不及防地向她扔了过去。招娣敏捷地往后退了几步,稳稳地将球垫了起来,不等她站稳,“砰!“一声,球又从教练手里飞到她的左边。她往斜里飞身迎了过去。球垫起来了,她却摔倒在地上,就势一个滚翻,又从地上爬了起来。

她的加练任务是救十五个球。如果救丢一个,就负一个球。她玩命地向球飞扑过去,滚翻起来,又飞扑过去。渐渐地,她的双腿发沉了,脸色苍白了。但她仍然不顾一切地奔跑着,滚翻着,飞扑着。当她救起第九个球时,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袁伟民可并不因此而停止扔球。他一边将球狠狠地扔过去,一边大声叫:“快!““快起来!“

招娣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眼看球从自己的身边、头上飞了过去。她不是不想去救,实在太累了,即使站立起来,也追不上那刁钻的来球。她负了两个球了。本来是自己主动要求加练的,练一会儿不就完了吗?谁知强度这么大,难度这么高。招娣心里嘀咕开了:“袁指导呀,你也太苛刻了。“

袁指导却不动声色。他一边扔,一边不紧不慢地数着:“负三!““负四!“……

招娣也冒火了,愣劲一上来,就不顾一切了。心里说:“扔吧!扔吧!扔吧!“霍地从地上站起身,气冲冲地嚷道:“我不练了!“走到场外拿起衣裤,就径自朝门口走去。

袁伟民这个人也挺有意思的。他不冒火,也不大声嚷嚷,只是不轻不重地说:“想练就练,不想练就不练,那不行。今天练不完,明天开始就练你。“

招娣才走出几步,猛然转过身,向袁伟民快步走来,把衣裤往地板上一扔,气呼呼地说:“练就练!“

请别误会,招娣不是一个吃不得苦的女子。她生性好强,从不甘心落后。在青训队时,有一次她的脚腕扭伤走不了路,从宿舍到训练房,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而且刚下过雪,但她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艰难地往前走,到训练房时,拄拐杖的手上打起了许多紫红色的血泡。一位场馆的工人师傅看了感动不已,特地为她的拐杖包捆上一层厚实的海绵。有一段,她每天尿血,医生怀疑是肾炎,不让她吃盐。她自己到处找书看,发现是过度兴奋造成的,就对医生说:“不碍事的,注意一点就是了。“仍然坚持进行艰苦的训练。她的腰伤相当严重,有时打完一场比赛下来,好像腰已经断裂似的,直都直不起来。有一位医生甚至不同意她继续打球,说搞不好会造成瘫痪。她含泪恳求医生:“打到这个水平,没有为国家作出贡献就下去,我不甘心呀!“她一边配合医生治疗,一边以巨大的毅力坚持锻炼,终于延长了自己的运动寿命。

这一切,袁伟民心里都一清二楚。顶撞一下他,向他发一顿火,他并不计较。说实在的,他非常喜欢招娣的这种泼辣性格。打起比赛来,她还真的拼得出,顶得住。他常说:“一个队十二个队员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打起球来才有声有色。如果把她们性格的棱角磨平了,这个队也就没有希望了。“但此时此刻,他只是用严峻的目光瞧了她一眼,轻声地问了一声:“开练吗?“

招娣走到红十字箱跟前,撕了几条胶布,裹在手指尖上。不裹,手指尖裂开的口子,实在疼得受不了。如果从她打球算起,她用的胶布,拼凑起来至少可以做一身衣裤了。她裹好胶布,走回场去,把腰往下一猫,那意思是:“开练吧!“

袁伟民一个球一个球地扔着、砸着。招娣奋不顾身地向飞来的球飞扑着、滚翻着。好不容易把刚才的负球给补上。九个,她还是只救起了九个球!离十五个还有六个呢!很明显,招娣的动作变迟缓了。终于,她又倒下起不来了。

站在一边供球的姑娘,迟疑地不给球了。袁伟民瞪着眼,叫道:“给球!“他仍然不慌不忙地扔着球,冲着躺在地上的招娣喊:“球!喂,看球!“

一个,两个,她又负了好几个球了。她感到满肚子委屈,站起身,看也不看教练,拿起衣服,又径直向门口走去。她实在忍受不了了,世界上哪有这么狠心的教练呀!如果说,真有铁石心肠的话,我看他的心比铁还硬。想着想着,眼泪涌出了眼眶,洒落在光洁的酱黄色的硬木地板上。

“走也可以,还是那句话,明天一早就练你!“身后又传来袁伟民那不紧不慢、不软不硬的声音。在平日,袁伟民那夹杂着苏州乡音的普通话,在这位杭州姑娘听来是那么亲切动听,有时她还淘气地跟他说几句婉啭似莺啼的苏州土话。但此刻,他的声音不但不亲切,不动听,而是那么冰冷和刺耳,字字句句都像从冰窖里蹦出来的。

她依然往前走着。不过,脚步显然放慢了,一步比一步迟缓。快走到门口时,她站住了。她那被极度疲惫和委屈情绪弄得热昏了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理智回到了她的心中。她像一截木头被钉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袁伟民也站在原地没有动弹,目光盯着这位任性的姑娘,他像一尊石雕似的,手里还抓着一个球,一副随时准备砸出去的样子。

姑娘们用担忧的眼神望着他。她们恨他吗?恨!有时恨不得扑过去,狠狠地咬他一口。不过,事后冷静下来想想,又觉得他应该这样。不这样,怎么去赶超世界强队,怎么去为祖国争光呢!

一九七八年,简直是中国女排的倒霉年!从日本回国后不久,队长曹慧英在一次国际比赛中受了重伤,半月板撕裂,住进了医院。腿伤未愈,又发现有肺病,转到结核病医院治疗。在出访中,座车又不幸发生车祸,好几位姑娘受了伤,更惨的是,这年去苏联参加世界排球锦标赛,连第四名都没有保住,只落得个第六名。但她们没有在厄运面前屈服,既不怨天尤人,也不灰心丧气。她们从技术上、思想上进行了认真的总结。

她们明白,冲出亚洲并非易事,走向世界更是困难。中国女排的崛起,不能靠侥幸,只有靠自己苦练巧练!

看着招娣那汗湿了的背影,姑娘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她们深深地同情她,可又生怕这个任性的姐妹真的会离开自己的球场。有两位姑娘沉不住气,迈动脚步向招娣走去……

正在这时,招娣也迈动脚步了。不过,她不是往前去“抢红灯“,而是来了个向后转,步子那么猛,动作那么冲地向球场走来。她回来干什么,不用问了。

加练,又继续下去了。

不知是喘息了一会儿,还是来了一股邪劲,招娣练得完全忘我了。

袁伟民见她那么奋不顾身地扑救来球,就笑着说:“招娣,可以减掉几个!“

招娣用泪眼瞪了瞪他,发狠地说:“不要你慈悲!“

袁伟民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激将法,因为他深知招娣的性格。

她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垫起了十五个球。

当她们淋浴后,走出体育馆大门时,那蓬蓬迎春,正在乍暖还寒的春风中,摇曳着黄灿灿的花枝,热情地赞美这群迟归的姑娘。但是,姑娘们拖着沉重的双脚,匆匆地从它们身边走过,压根儿就没有留意迎春花的多情。也许,它们何时发绿长叶,何时含苞,何时开花,她们也没有留意过呢!

回宿舍,她们得上五层楼。五层楼的楼梯有多少个台阶?姑娘们心里可清楚啦。她们用手扶着栏杆,慢慢地抬起腿,龇牙咧嘴的,有的还发出“哎唷““哎唷“的呻吟声。每上一个梯阶,都这么艰难。上上停停,停停上上,凭借着淡黄色的灯光,互相瞧瞧,一个个都是这副狼狈相,真是哭笑不得。谁能想到,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运动员,上个楼梯竟这么艰难!

在女排训练场上,像招娣今晚这样的“两走两练“的情景,倒不很多。这是由她那直率、坦然而又带几分愣劲的独特个性所决定的。但练得这样艰苦,甚至比这更艰苦的,却大有人在。

这里是湖南省郴州集训基地。这天,温文尔雅的杨希因为大腿肌肉受伤,躺在屋里休息,记者正好访问了她,打趣地对她说:“杨希,过去见你总是笑眯眯的,今天可见到你哭了。“杨希挺实在地回答说:“我哭得可不少,不过,你们不常来看我们训练,见不着就是了。“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我们队上哪个姑娘没有掉过眼泪呀!你不知道,我们的指导呀,在训练场上从来没有说过满意的话,总是不满意,不满意。要我们往上呀,往上呀,去赶超世界强队呀。天天努力,天天达不到他的要求。还让我们天天斗争,天天打胜仗呢!一个人哪能天天打胜仗呀!就拿这二十来米的路来说吧,每天一步一步往训练房走的时候,心里都在斗争。今天身体实在太累了,伤也犯了,厚着脸皮请一次假吧,可到场上看别人都那么练,自己又不好意思开口了。忍着伤病练吧。一天练下来,浑身酸疼,饭也懒得去吃。晚上往床上一躺,是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候。可一想到明天,又犯愁了,明天该怎么练呀!人们都说,共产党人是钢铁意志,我们真是钢铁意志呀!只要你稍微松一点,就会被他盯上,抓住你补课……“

杨希就给补过一次课,而且还是在国外访问期间呢!她一口气练习滚翻救球四十分钟。两层裤子都磨烂了,两只大腿都磨破了皮,渗出鲜红的血来。夜里,随队医生给她敷药时,说:“如果让你妈妈看见,该心疼了!“也不知怎么搞的,她听了这,眼泪就禁不住刷地流了出来。

杨希扬扬两道细长眉毛,咬了咬嘴唇,又对记者说:“我们从来都不让爸爸、妈妈看我们训练的。他们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练成这副模样,非哭着把我们领回家去不可。平时回到家里,也从来不告诉他们练得如何如何苦,只是说,练的时候累一点,练完了就不累了。他们去看过我们打比赛。我们在场上摔了几下,他们就担心得不得了。回到家里总问:’摔得疼不疼?’我们就说:’不疼。’说真的,人都是肉长的,能不疼吗?不过,比起训练来,比赛算是我们最轻松的时候。还有一次,我回家去,妈见我这么瘦,一个劲地追问我,是不是练得太苦了。我告诉她:’妈,我们运动员不能胖,胖了就跳不起来,打不了球。’妈信了,后来街坊邻居问我为什么这么瘦时,我妈还帮我说呢!“她突然想起什么别的事似的,话题一转,问起记者来:“你说,人有多怪呀?“其实,她并不需要别人的回答,自己笑了起来,接着说下去:“练得苦时,真想休息半天,哪怕受点轻伤休息半天也好。可是等你真受了伤,这么躺在床上,心里就不是滋味,又想马上跟大伙儿一起去练。不过,平时真休息半天时,那可宝贵了,又想美美地睡上一觉,又想写封信,又想看场电影,又想看篇小说……真不知道该怎么过才好呢!“

的确,中国女排姑娘们的生活节奏是紧张的。清晨,朝阳还没有从东方升起,她们像一片美丽的朝霞,从宿舍飘向训练房。傍晚,夕阳已经西沉,她们才像一片绚丽的晚霞,从训练房飘回宿舍。她们常常紧张到没有闲情逸致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有时候,她们会突然发现马路两旁光秃的树木绿荫如伞,花木葱茏,于是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惊讶地欢叫起来。有一天晚上,陈招娣对记者感叹地说:“人家的青春,是在花前月下度过的,而我们的青春却在流汗、激烈的旋律中度过。“记者回答她说:“但你们的生活过得多么有意义啊!“招娣颔首笑道:“那倒也是。我们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当庄严的国歌在我们耳畔回响,灿烂的国旗在我们头上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是感到自己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将来,当我们都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时,回想起今天的生活,将会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充实,我们的青春年华没有白白地流逝,它曾经为我们的祖国放射过光和热。“道是无情最有情

如果说,袁伟民在对待陈招娣的加练问题上,有点“过分苛刻“的话,那么,他对待这堂训练课的态度,简直可以说“冷酷无情“了。

坐落在山坡上的餐厅,灯火明亮。餐桌上银白色的火锅,炭火红红,水已经沸腾,冒着缕缕的热气。伙房里,厨师们已切好菜,配好佐料,烧热锅,只等坐落山坡下的那幢训练房灯光一灭,就马上动手炒菜。但一直等到晚上七点多了,训练房的灯光依然那么明亮。管理员下去看了一趟,回来说:“看来一时还完不了,先退了火再说吧!“

厨师们等着也没有事干,干脆去看姑娘们训练。

训练是从下午两点开始的,绝大多数姑娘都已练完,场上只剩下新手汪亚君没有完成任务了。四川姑娘朱玲和上海姑娘周鹿敏为她垫球、传球。她的任务是扣杀二十组快攻球。三个好球为一组。如果三个球中扣坏一个或扣出一个一般球,这组球就不算数。如果扣坏两个或扣出三个一般球,就得负一组。起先,小汪还不大在乎,心想到下课时总能扣完。谁知愈扣负得愈多。看到那么多人在一边陪着自己,她心里更不好受。扣着扣着,她弯腰站在那儿说:“指导,肚子饿了,练不动了。“

袁伟民将球放下,说:“休息一会儿再练吧!“

厨师们真想劝说大家先去吃饭。但他们知道,在训练场上,他们是不便插嘴的。他们用同情的眼光瞧了瞧小汪,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小汪喝了几口白开水,又开始扣球。扣了一阵,倒下起不来了,趴在地板上哭着嚷道:“今天我可完不成任务了!……“

厨师们一听,眼泪刷刷地流出来了。有的转过身,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往外走。在场的记者看到这个情景,也禁不住掉出了眼泪。

袁伟民对站在一旁加油的几个队员说:“你们有谁愿意帮小汪扣的,可以上来扣。“

话音刚落,两位姑娘挺身而出。袁伟民一看,原来是四川姑娘张蓉芳和扣球手郎平。

可是,情况并不妙。扣到八点多钟,还剩下好几组。郎平举手喊道:“指导,休息一会儿吧!“她独自走到一边,偷偷抹着眼泪。而小汪因为自己连累了这么多人,心里更不好受,哭出声来了。

这时,几乎所有的队员都朝袁伟民瞪眼,虽然谁也没有骂出口,但心里一定都在骂他,恨他。而他呢,仍然站在发球线上,手里拿着球,笑眯眯地喊:“加油呀!加油呀!“实际上,这“加油“声何尝又不是为他自己喊的呢!他也已经在场上站了六七个钟头了!

扣杀再度开始时,场上出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情景:所有的队员都把火气冲着袁伟民来了,垫得好,传得好,扣得狠。她们精神高度集中,团结一致,每球必争,达到了玩命的忘我程度,不知扣出了多少个罕见的漂亮球!

训练结束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像这类事,绝不是偶尔发生,于是,袁伟民给一些观看过他训练的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冷酷无情“的人。

不过,这位训练场上的“无情人“,一走出训练房,就判若两人了。你看,他和姑娘们一道汗水淋淋地从训练房走出来了。有一位姑娘,眼泪还挂在脸颊上,嘴噘得老高。显然,她还在生他的气。袁伟民笑嘻嘻地打趣道:“噘得太高了,都可以挂两个油瓶了……“姑娘先是把脸往旁边一扭,不理睬他,接着就猛冲过去,使劲捶他的背,然后是破涕为笑,骂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呢!“

在这一捶一笑中,场上结下的“怨恨“,顿时烟消云散了。

其实姑娘们一点也不恨他,相反,那么愿意亲近他。他搬入新居时,淘气的姑娘们集体敲了他一次“竹杠“:“袁指导,恭贺你乔迁之喜。请--客,吃馄饨!“

袁伟民笑道:“晚上,你们自己动手!“他急忙给爱人打了个电话,因为他自己对烹饪术是一窍不通。

袁伟民的新居在新落成的高层大楼里,是个两间居室的套间。姑娘们人未到,声音先到,一进屋,就沸腾开了,先像走马灯似地在两间房里浏览一番,对房间的布置摆设,发表了一通评论,然后,就捋上衣袖,各显神通。陈招娣发现袁伟民插不上手,就过去跟他下象棋。

袁伟民的爱人郑沪英,在六十年代也是一名排球运动员。虽然她早已成了妈妈,性格还是有运动员的特点:坦率、热情。她一边招呼着姑娘们干这干那,一边也跟着说,跟着笑。

等姑娘们说了个够,笑了个够,吃了个够,告辞而去,袁伟民和妻子发现,糖盒空了,瓜子皮撒了一地,桌子上厚实的玻璃板也碎了。不知是哪位姑娘在上面切香肠,手头重,给切碎了。肉馅还剩了一大堆,显然是买得过多了……

如果要指责袁伟民“冷酷无情“,他的妻子最有这个权利。

大年初二,外面到处是爆竹声声和穿红着绿走亲访友的人们。而“排球夫人“郑沪英却感冒发烧,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她把身边的唯一亲人--七岁的小儿子叫过来:“袁粒,妈病了,你去找男排的叔叔,到医务室给妈拿点药来!“

平时挺淘的儿子,这时突然变得懂事听话,点点头跑出门去。

第二天,小郑的病情不见好转,而孩子又发起高烧来了。娘儿俩躺在一张床上。亏得邓若曾教练的爱人蔡希秦来串门,看到这个情景,留下来照顾了她娘俩一天。

袁伟民呢?春节前夕就和邓若曾带着姑娘们南下冬训,正在衡阳为观众打春节表演呢!

一年四季,他什么时候把这个家放在心上啊!她在南京怀孩子时,反应重,呕吐难受,他工作忙,没有回去照顾她。生孩子时,他工作忙,没有回去看望她。孩子都呀呀学语了,还不认识这个爸爸呢!后来,好不容易把她调到北京,照理说,就在身边,可以多照顾照顾了。但她到北京三年,他竟然没有在家过一个团圆年。

忙,忙,忙!他总是没完没了的忙。平日里,早上顶着星星走,晚上顶着星星回。走时孩子还在熟睡,回来时孩子早已进入梦乡。他偶尔也陪夫人看一场电影,但总是那么心不在焉,往往看了后面就忘了前面。可过去他是一个电影迷啊!她交待给他的事,他往往忘到九霄云外,但对外国强队的那些女选手,对她们的长长的名字和身高、打法,却可以倒背如流。他对队里的十几个姑娘的脾性也了解得那么透彻,甚至每个队员在喜怒哀乐时的神情动态,他都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

是的,她有权利怨恨他!但是,说来也怪,她一点怨恨之意也没有。过去,她也为我国女排赶超世界水平流过汗。今天,虽然不打球了,她的心与女排姑娘们的心仍然是相通的。她把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姑娘身上,而自己的爱人是这支年轻队伍的教练,所以,她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默默地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就连自己和儿子同时病倒的消息也不写信告诉他。而每当他带队出国打比赛,她又为他和她们担惊受怕……

朝夕相处的姑娘们了解他,相亲相爱的妻子了解他,也许,了解得最深的莫过于他的老搭档邓若曾。虽然,邓若曾到国家女排当教练是一九七九年的事,但他俩相识在六十年代初期。

一九六二年,袁伟民从江苏来到国家男排时,邓若曾是这个队的队长和著名的二传手。袁伟民也打二传。他们为了祖国的荣誉,情感交融在一起,汗洒在一起,共同尝过胜利的欢乐,也一道吃过失败的苦酒。一九六六年八月,当世界排球锦标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举行时,他们曾用红卫兵的语言发誓:“誓把捷克(世界冠军)拉下马!“那次激战,起先,中国男排使人眼花缭乱的快攻,把捷队打懵了,拿下了第一局和第二局,来了个二比的下马威。眼看,世界冠军的桂冠,就有希望落到中国队的头上。谁知形势急转直下,捷队加强了封网,钳制了中国队的速度,以十五比十一赢回第三局。第四、第五局,虽然打得难解难分,但中国队最后还是输掉了。当时,主要是怕输的包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输了,回国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方兴未艾的红卫兵会对他们采取什么“革命行动“?越怕输,就越输,事情就这么怪。

为了打这一仗,他们奋斗了多少年,吃了多少苦呀!攻球手马立克的左臂脱臼,掉了又捏上,捏上再打,先后掉过一百多次。攻球手祝嘉铭膝关节出水,凸起那么高,一抽就是20cc。抽完了打,打了又出水……袁伟民为了鱼跃救球,摔在地板上,碰掉了两个门牙……如今,这一切努力和心血,都付之东流了。不轻易弹泪的男子汉们,躲到浴室里嚎啕痛哭起来了。喷洒的热水和着忏悔的泪水,一道往下流淌。他们是沐着痛苦的咸涩的泪水洗了一个永生难忘的澡啊!

他们又背着怕输的沉重包袱出战南斯拉夫队,结果又以一比三惨败。中国队不用说夺冠军,就连前八名也无望了。南斯拉夫队为他们意想不到的胜利,高兴得抱成一团,在地上打滚。而中国的年轻人傻在场上不知所措。他们输傻了。他们事后说:“当时,真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浑身上下没有了一点力气。“

应该说,袁伟民是这支失败队伍中的一个胜利者。由于他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大会授予他“最佳全面运动员奖“,发给他的奖品是布拉格的著名工艺品--一只雕花玻璃杯。然而,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全队都输掉了,个人得个杯子有什么意思呢!出于礼节,他还是上台把杯子领回来了。有能力拿冠军,却未拿到,这个滋味有多难受呀!世界排球锦标赛四年一届,一个人的运动生命有几个四年啊?什么叫遗憾终身?这就叫遗憾终身!后来,他把这个精美的雕花玻璃杯摔掉了。他不愿看到这个失败的纪念物!然而,理想的火焰,在他心底始终没有熄灭。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周恩来总理指示恢复排球队时,他毅然担任了国家男排的队长和二传手,一直打到三十五岁才下战场。

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对袁伟民来说,是一个值得永生记忆的美好日子。这天,国家体委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群十八、九岁的姑娘交给他,重新组建成国家女排,并委任他担任主教练。这天夜里,袁伟民失眠了。他是那么兴奋,兴奋得心儿都发颤了。他默想着:“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她们身上,让她们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袁伟民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新的不遗余力的努力。

一天晚上,有人敲袁伟民的门。开门一看,站在他眼前的是壮壮实实的邓若曾。他刚从国外工作归来。在大动乱的岁月里,他失望过,感到自己为之奋斗了整个青春的理想破灭了。但后来,排球队恢复了,他又看到了希望。他振奋起来了。他想:“我们不行了,但可以培养下一代去争,去夺,中国人总有一天要夺到世界冠军的。“只要有工作,他就抢着去干。他到基层体育学校辅导小孩们打球,带青年女排出征。如今,他看到袁伟民挑起了女排这副重担,又主动找上门来了。

他一见袁伟民,就坦率而诚恳地说:“小袁,我来当你的助手,咱们一道合作,把女排搞上去。“

说出来是这么简单明了的一件事,他却已经酝酿了好久了。邓若曾的妻子蔡希秦也是一位“排球夫人“,是六十年代国家女排的队员。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也了解袁伟民。她问邓若曾:“你好强,袁伟民也好强。你们好比两条强龙。两条强龙的力量合到一块儿,咱们女排就有希望了。如果两条强龙相斗,那可不得了呀!……“

邓若曾虽然朴实憨厚,但他听懂妻子的弦外之音了。他说:“这点,你放心吧!我一定全力协助小袁工作。我已经四十多岁的人了,不图别的,只图女排翻个身。需要出力时,我往前,有名的事,我往后。“

当时,国家队的教练韩云波已调往八一队工作,袁伟民正在物色一位新搭档呢,他想到了邓若曾。如今,这位老队长亲自登门来了,他是多么高兴啊!

说起来,他们俩搭伙也有不利的地方。邓若曾打球的资历要比袁伟民长。而且,“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还分属于两派。但他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为人,有着他们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即使在派仗打得热火朝天的那些岁月里,他们俩也没有红过脸。

袁伟民紧紧握着邓若曾那双粗大厚实的手:“咱们一起干!“

从此,他们又开始了患难与共的生活。每当冬训时节,他们总住一个屋子。一天训练下来,姑娘们精疲力竭。这两位四十开外的指导,也背酸腰疼,浑身疲乏。但他们睡得很晚,一起琢磨新的战术,新的打法,一起研究第二天的训练计划。他们总是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互相支持。陪练、身体训练一些需要花体力的事,邓若曾总是主动揽起来,让袁伟民腾出手来,多观察队员们的技术、战术。而当队员们与邓指导发生矛盾时,袁伟民总是把责任揽过来,维护邓指导的威信。有几次,队员们练着练着与邓指导顶起来了,袁伟民就从邓若曾手里接过球:“我来!“于是,他把矛盾,把队员的火气和怨恨,都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他们总是这样互相补台,而从不互相拆台。

他俩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袁伟民比较内向,喜欢思索,爱看书。邓若曾是个实干家,性格比较粗犷,喜欢钓鱼,爱好唱歌。他向姑娘们学了不少支优美的歌曲。吃完晚饭,他常常坐在桌前,戴上那副黑边的老花眼镜,对着歌片轻声哼唱起来。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说实在的,他唱歌的水平并不高,唱着唱着就跑调了,有时调子还跑得挺远挺远的。淘气的姑娘们一边笑,一边拿录音机往邓指导面前一摆:“来一个!“

邓指导一本正经地问:“来个什么呢?“

姑娘们将他的军:“当然来个最拿手的。“

“好!“邓若曾在录音机跟前站得笔挺,像演员开唱之前一样,先酝酿感情。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姑娘们知道他迟早会跑调的,都躲在他身后偷笑去了。有时实在憋不住,就笑出声来。但邓若曾已经进入了角色,旁若无人地继续唱着,而且唱得那么动情……

就是敞开你的想象力,也很难想象得出,这么一位爱唱轻柔抒情歌曲的邓若曾,竟然就是在训练场上充当“打手“的那位一丝不苟的邓指导。要知道,他那势大力沉的扣球,不知把姑娘们扣哭过多少回啊!在“冷酷无情“上,他堪与袁伟民相比。他们同是一对“无情人“!但在他们的“无情“之中,却又包含着那么丰富的人类最美好的感情!香港的鲜花

喧腾的九龙伊丽莎白体育馆,突然静寂下来了。中国女排与南朝鲜女排的决赛,已经打到最后一局的最后一个球。如果中国姑娘再赢一分,就将以三比的优势取胜,成为一九七九年亚洲排球锦标赛的冠军!

头一天,中国女排已经以三比一击败日本女排。日本女排自一九六二年登上世界冠军的宝座之后,一直称雄亚洲和世界排坛,被称为“东洋魔女“。自一九七六年中国女排重建以来,虽然也赢过日本队几场,但日本队认为,在重大的国际比赛中,日本队仍将击败中国队。这次,中国姑娘们团结奋战,立于不败之地。郎平漂亮的重扣,孙晋芳高超的传球,张蓉芳、陈招娣的顽强拼博,周晓兰出色的拦网,使得成千成万观众眼花缭乱。外国记者评论说,中国女排的崛起,意味着“东洋魔女“称霸亚洲局面的结束。

最后一个球的争夺,是那么激烈!白色的大皮球忽儿飞到网的这一边,忽儿飞到网的那一边,紧紧地吸引着几千双观众的眼睛。

“砰“一声,郎平的一记重扣,激起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像海涛击岸,像山洪爆发,像飞瀑倾泻。观众们蜂拥到场子里,将一束束散发着馨香的鲜花,献给教练、领队和姑娘们。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为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兴奋得紧紧抱成一团。两年前,她们唱着“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离开日本;今天,她们在香港让欢乐的泪水尽情流淌。鲜花,是观众们送给她们的,她们又将鲜花撒给观众。鲜花撒向哪里,那里就激起一个欢乐的漩涡。人们都希望抢到一枝中国姑娘撒出来的鲜花带回家去,插到花瓶里,让家人分享这难忘的欢乐。

中国姑娘手中的鲜花撒光了,她们高高举起双手,向沸腾的观众致意。

“亚琼,把这一束花送给你爸爸!“领队张一沛走到一位瘦高个的女排姑娘身边,将一束鲜花交给她。

陈亚琼好像刚刚从梦中惊醒,这才想起来,她在香港的父亲今晚特地来看她打球,此刻还在观众台上呢!

她用感激的目光望望领队,接过鲜花,就向观众台上飞奔而去。

观众都争相伸出手向她要花。亚琼赶忙用抱歉的口吻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束花,是送给我爸爸的!“

她的爸爸和她的小侄子看见她了!他们眼里闪动着泪花,双手向她伸过来,伸过来。要不是前头有拥挤的观众挡着,他们会向她飞扑过来的。小侄子很自豪地对周围的观众说:“她是我姑姑!她是我姑姑!“是啊,有这么一位当中国女排主力的姑姑,他多高兴,多自豪啊!

“爸爸,你高兴吧!“亚琼将鲜花送给老人,“这是我们领队送给你的!“

老人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真好!谢谢领队,谢谢大家!“

老人出神地打量着站在跟前的女儿。含着泪花的睛睛看着她,就像隔着一层水,女儿变得模糊起来了。他记得,自己离家时,亚琼才是一个六岁的娇女孩,想不到十七年后,她长得这么高,出落成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国家女排运动员。

“爸爸,今天晚上我回家住,住几天再回北京去!“亚琼说完跟老人摆了摆手,就往场里走去。

夜已深沉。亚琼靠在汽车软垫上,闭上双目,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紧张、激烈的比赛,已经告一段落。女排的姐妹们,明天就将凯旋回国,而她将与在香港的亲友团聚,过几天与内地球队的集体生活迥然不同的香港生活。

四年前,她母亲从内地来香港与父亲团聚,国内就只留下她一个女孩子了。母亲想把女儿带走,对亚琼说:“一块儿走吧!“亚琼态度是那么坚决:“你们走吧,我要留下来打球!“那时,她与排球结下姻缘实际上只有两年时间。

一九七二年深秋,十六岁的亚琼从侨乡永春到福州的亲戚家串门。福建体委的一位***见到了她,连声说:“好,好。“亚琼也不知道好什么,疑惑不解地望着对方。

过了一会儿,那位体委的***给她送来一套崭新的运动衣裤和一双运动球鞋,叮嘱她:“明天,你就到省女子排球队去!“

她瞪大了惊愕的眼睛,天真地问:“去干什么呀?“

那位***诙谐地说:“你不是喜欢跑步吗?你就跟在她们后面跑步吧!“

第二天,福建女排的队尾,就出现了这个瘦高瘦高的姑娘。她每天准时到,从不迟到早退。队里见新来的这位姑娘为人纯真老实,就将保管室的钥匙交给她。这是一件不太有人愿意干的苦差事:每天练球前,她得先去打开门,拿出球来。而每天练完球,她得将球背回屋里去,没有气的还得打好气,然后上好锁。这件事,她一直干到一九七八年调往国家队前夕,才把钥匙交给另一个队员。

按照流行的体重计算法,一个人的标准体重,应该是身高减去整数,用零头乘二。亚琼当时的标准体重应该是一百五十二市斤,而实际上她只有一百零二市斤,太瘦弱了。所以,有的人怀疑她练不出来。但亚琼心里却挺有主见。她想,在队里,我年纪最小,个子最高,而且还在长,为什么就练不出来呢?她憋了一口气,非要练出来不可。

她练得确实太苦了。老队员练完了,省队的教练姚自立总要给她加点“小菜“,再练点防守技术。她的确太瘦弱,人们都戏称她为“钢铁将军“,因为滚翻救球,只要一倒地,就听到她的骨架碰撞地板发出的声响。疼痛是可想而知的,但她还是勇敢地往下倒。她的两条大腿的胯部,着地多,磨破了皮肉,鲜血渗流。过几天刚刚结上痂,滚翻几次,又磨烂了。就这样,烂了好,好了烂。有时,实在疼得无法着地,她就用男子的鱼跃动作救球。久而久之,她的拦网姿势竟然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男子式的跨步上。但有谁知道,她的这一“绝招“是怎么得来的呀!

到了国家队以后,她的最大苦恼是扣球老慢半拍。二传手孙晋芳给她传来一个时机很好的球,但她常常扣不上。为这件事,她急得不知掉过多少眼泪。孙晋芳像位温存的大姐姐,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总是说:“亚琼,不要紧,这个球算我的!“越是这么说,她心里越是不好受。她明白,自己的扣球动作有毛病。毛病在哪里呢?队里专门把她的扣球动作录了像。教练跟她一起看,一起分析。同伴们也帮她“会诊“,她自己也朝夕苦思苦想。有一次,她往墙上甩打实心球,一口气甩打了几十个以后,又上场练扣杀。不知怎么搞的,这天她扣杀得比往日都顺手,受到了姐妹们的称赞。

“今天是怎么回事呀?“亚琼自己心里也挺纳闷,“兴许是刚才甩实心球甩的。“从此,每天训练完了之后,她总要一个人抱着沉重的实心球甩,一甩就是几十个、上百个,直甩得胳膊发酸发麻,甚至抬不起来。这样甩了一段时间,她扣球的动作协调起来了。

…………

父亲的寓所是舒适的。吃过夜宵,又与家人聊了一会儿之后,她躺下休息了。连日的劳累、兴奋、紧张积攒在一块儿,她是困乏了。但她并没有马上入睡,思想的野马又脱缰而跑了。她在想她的事业:打败了日本和南朝鲜队,冲出了亚洲,不过是实现了多年来最低的宿愿,中国女排的口号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她在想她的姐妹们。她们此刻一定跟自己一样,也没有睡着吧?是啊,真正的目标还在前头。她们不会在掌声、鲜花和庆贺的酒浆中沉醉,她们将继续不懈地努力,奋勇地攀登,为祖国人民去摘取世界排球运动的王冠……大松博文

在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之后,应该写一写这位日本人。因为他在中国排球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特殊的作用。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五日,一位中等个儿,健壮如牛的日本中年人来到了中国。他就是当时奥运会冠军日本女子排球队的著名教练大松博文。他应我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来担任为期一个月的排球教练工作。

自从日本女排在头年荣获奥运会冠军之后,大松实际上已经不摸球了。当时曾有一位日本记者问过他:“大松先生,你现在想什么?“大松直率地作了如下回答:“我想美美地睡一觉,然后陪着我的妻子好好地吃一顿饭。”

但是,当他接到中国的邀请后,又拿起球来了,一个人到体育馆进行了半个月的自我训练,然后才来到中国。

对中国运动员的训练是在上海市南市体育馆进行的。这是一种马拉松式的大运动量训练。他分两班训练中国女运动员,先训练几个省队,然后训练联队。时间是从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十点,后来又延长到十二点,甚至翌晨一点。且不说他每天要打出几百几千个变化多端的球,光在场上站立的时间就长达十二三个钟头。

大松的训练是很严的,严得人们都骂他“魔鬼大松“。特别是他创造的那种滚翻救球,使中国姑娘们摔得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腿一瘸一拐的,连站都站不稳。有的姑娘练到后来简直是瘫在地上动不了了。但大松还是一边叫,一边将球猛砸过去。一些被他训练过的姑娘,至今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一位当年北京队的队员这样回忆道:“练到后来,我头发晕,眼发花,房子也旋转起来了。但我还得不停地去飞扑大松打来的球。他穿的是条绿色的短裤,扣球时一动一动的,仿佛是两盏绿色的灯笼似的。我不顾一切地紧紧盯着那两盏绿灯笼,奔跑着,扑救着。这时,世界上除了那两只朦朦胧胧的绿色灯笼和模模糊糊的白色皮球之外,我什么也看不见,仿佛连我自己也不复存在了……“

有一位山东姑娘实在忍受不了了,瞪圆了眼睛,大声骂道:“你这个鬼大松,我跟你拼了!“

大松问翻译这个姑娘说什么。翻译机灵地告诉他:“她说,大松你练吧,我才不怕你呢!“

其实,大松已经从姑娘圆瞪的双眼里听懂了她骂什么了。因为,在日本,那些女排选手也这么瞪着怒眼骂过他。

但是,大松还是被中国姑娘的顽强精神感动了。姑娘们咬牙切齿地忍受着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极限训练“。泪水忍不住流出来了,用手抹去,还在扑救来球,而且脸上还露出笑容,虽然是一种哭笑,但毕竟还在笑!有位四川姑娘练到昏倒在地板上,醒来后还让同伴扶着她去接大松不停打来的球。十八九岁的姑娘,正是爱打扮,爱美的时候,但她们在摔伤的背部和臀部绑上了厚厚的海绵,两个膝关节也套上了厚厚的护膝,变得臃肿不堪。大松事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尽管变成了那样难看的姿势,但中国姑娘们用手敏捷地抹去眼泪和头上的汗水,仍然紧紧跟随我训练。她们这时已完全忘掉了自己,拼出去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庄严的悲痛。“

而那次意外的长跑,更使这位严峻的日本教练感动得眼圈发红。

那天,上海举行盛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通往体育馆的交通完全被堵塞。大松是上午十一点进体育馆的,当时游行队伍还没有完全展开。而联队下午三点多钟准备出发时,车辆已无法通行。

联队从上海市体委打电话到体育馆,告诉大松这个情况,说队伍可能要迟到一个半小时。大松一点也不通人情,固执地嚷道:“我不管游行队伍堵塞交通还是大轿车开不过来。必须准时进馆,汽车开不动,那你们就马拉松跑过来!““好的,那我们就跑去。不过,就算拼命跑,也得跑一个钟头。“联队的人说。“一个钟头正够时间。说四点钟到,就必须四点钟到。你们马上开跑吧!“大松说。

一个小时以后,中国姑娘们汗水淋淋地跑到体育馆向大松报到了。

不容易动感情的大松,两眼发热,眼圈红了。他连忙询问她们是怎样跑来的。

姑娘们说,街上都是人,她们是穿过游行队伍的缝隙,绕小巷跑来的。大松打量着姑娘们,只见她们头发湿透贴着脸,身上热气腾腾,衣衫水淋淋的,流的汗比一堂训练课还多。他马上拿起电话,告诉他下榻的宾馆服务员,快送五十个苹果来。他要奖赏这些顽强的中国姑娘。他说:“如果在日本,即使让跑来,也不会真跑来。最后只能说声’没办法才迟到’。而中国队员却穿过层层的游行队伍,不停地跑到球场。这些年轻人,只要想做什么,就无论如何要办到。这种精神是伟大的,是一种大有希望的惊人力量。“后来,他又在一篇回忆文章写道:“本来,中国人就有不屈不挠的性格。把这种性格带到了球场上,她们就有了一个绝不动摇的信念:为了国家,一切都要忍耐克服。“

中国姑娘的顽强精神,使大松感动;而中国观众盼望振兴中国体育事业的精神,又使他感到惊讶。

一千人的体育馆,每天座无虚席。许多人一直看到深夜才散去。看到中国运动员练不动时,满座的观众就一起拍手呼喊:“加油!加油!“

于是,练不动的姑娘慢慢挣扎着开始活动。于是,观众们的呼喊声更响,就像阵雷一般。这又给场上的姑娘们注入了神奇的力量,使她们重新站立起来。于是,掌声、呼喊声越发响了。这成千上百的观众不是旁观者,仿佛是自己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大松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的斗志可以唤起千百人的呼喊声;而千百人的呼喊声,又能激起一个人的斗志;这种光景,在别的国度里是看不见的。“

在中国,最使这位日本教练折服的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日理万机,却以那么大的热忱关注着中国排球事业的发展。这个印象,他是从与周总理的一席长谈中留下的。

五月二日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总理坐到大松夫妇中间,难忘的长谈开始了。后来,大松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对这次长谈作了详细的记载。

周总理兴致挺高地说,奥运会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拿冠军时的情况。你当时的心情,我是非常了解的。后来你的夫人哭了,你的两位千金也抱着尊夫人哭了。无论由谁来看,比赛以前的场上情况,都是苏联队赢的可能较大。可是一旦比赛开始,你的选手们是压倒的胜利。大松,我对于那些选手的力量,的确佩服。

总理这么一说,气氛就活跃起来了。接着,周总理问大松,我刚才听说,大松教练有时打选手,有的时候骂,这有点问题,能不能停止呢?

大松说:“周总理,我没有恶意,不是恨她们。我像教训自己的妹妹或孩子那样对待她们。要是说,你们都快累倒了,休息休息吧。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就会瘫下去。这,总理你是知道的。要加强意志品质,就要那样。就要刺激她们,干什么哪!别老发呆呀!再这样就给我滚回山东去!这样一骂,眼看要倒下的队员就会猛然振奋起来。不激起这样的精神,而在精疲力尽感到坚持不了的时候停止训练,到什么时候也改变不了现状。“

周总理默不作声,两眼炯炯有神地望着他。

大松继续往下说:“我认为如果怜悯运动员,那练习就无法进行。骂的本身就是爱的表现。这和侮辱完全是两码事。不打屁股,就真要倒在地上不动了。这样做,总理也许想,这不是把运动员当牛马呢?但是并非如此。狮子把幼狮顶下山谷,不正是培养幼狮爬坡的本领吗?老麻雀在小麻雀长得差不多时,为了唤起它离开巢窝的精神,也是一连数日不给吃的,这不使人认为是残酷么?我就是抱着这种心肠训练运动员的。不管别人怎样想,怎么说,只要队员们能理解就行。“

周总理耐心地说,可是这样就不好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就提到不许打人和骂人。还有一条是不许调戏妇女。无论如何对女队员是不许打骂的。

总理把军队的纪律拿出来了,但大松仍然不能接受。他说:“周总理,我是你请来当教练的。我不会侮辱交给我训练的队员的。我只是全力以赴使她们提高技术,使她们成为有坚强意志品质的队员,是为了希望中国成为排球的世界冠军。正因为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才做您要我别做的事情。我请总理对我所做的事不要作声。“

周总理说,那哪行啊,我们有那样的纪律,而我请来的教练破坏了这个纪律,我却对此保持沉默。大松,你想想,那能行吗?队员要拿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找我,怎么办呢?……

大松说:“周总理,我在您面前骂队员,您就把耳朵塞上;打队员,就请您把眼闭上;您就装没听见也没看见。“

周总理换了一个坐姿说,大松,你这话是从何讲起呢,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大松说:“我曾经对中国的教练和医生们讲过,妇女和男子是有区别的。体质上大有不同。男子一开始练习,便拿出十分力量。所以,一垮下来,就是力量已经用到头了。然而,女选手在开始练习的前十分钟,虽然很有战斗精神,不久,也会倒下来。这不是她们惜力。这是因为女性的身体先天是如此的。过两三分钟,是会恢复的。过不久,她们又不行了,又要倒了。这时,如认为她们真不行了,那就不对头,还是要刺激她们起来。不这样锻炼,就不能有充分的训练。外表和实际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精神方面较弱,体力也与男子有异。“

周总理又问,这样猛烈的训练,会不会对妇女的身体发生坏影响呢?这一点,有没有问题?曾经从医学观点研究过吗?

大松说:“完全没有问题,这并不是我信口开河。我曾经和一位详细观察选手状态的医生全盘研究过,不仅对于每一名女选手的脾气,就是对于她的体质,也比选手自己都认识得更清楚。甚至哪一位选手当时的状态是好是坏,也完全知道得清清楚楚。由于有了这一长期经验,在训练中国女选手的时候,从每一位选手的态度和动作,以及面颊、嘴唇的颜色等等,就可以了解,这位选手的疲劳程度如何。……所以,周总理,您完全不必担心。绝对不会把选手练死或者练伤的。当然还有妇女们另外担心的事。我在十三年来,一共训练了近八十名选手,每一位都结婚了,都有了孩子。其中,还有生双胞胎的,母子都健康得很呢!“

周总理听到这里,突然哈哈哈朗声笑了起来,关切地问,生双胞胎的那一位,母子三人健在吗?

“都健在呀!“大松答道。

周总理又大笑起来。

大松在后来回忆起这次难忘的长谈时说:“周恩来这位先生非常平易近人,但他有惊人的观察力。在轻松的交谈中,他却看到问题的根本上。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见过许多总统和总理,却没有见过像中国总理周恩来那样关心排球事业的总理……“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大松将离开中国回国。在离别的前夕,他还进行了最后一次训练。送别晚宴是在深夜举行的。在席间,他动感情地说,中国有这么多顽强好学的女选手,有这么好的观众,有这么关心排球的国家总理,不拿世界冠军是说不过去的。他送给每个中国姑娘一条毛巾,意味深长地说:“我送给你们毛巾,是希望你们今后流更多的汗水……“

前几年,这位闻名遐迩的日本教练,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了。在岗山他的墓前,竖着一块小小的墓碑,是他的那些已经当了妈妈的排球队员送的,碑文只有六个字:“有志者事竟成“。

年轻一代的中国女排运动员,与大松并不相识。但她们常常听指导和老一代的女排运动员谈起他。的确,他是值得我们记恋的。

十五年前,中国姑娘曾经问过大松:“你们是怎样练成世界冠军的?“

大松回答说:“对人来说,最苦的莫过于战胜自己。运动员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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